父亲一直在前面走

父亲一直在前面走！

一年一轮回，复见清明雨！

今天傍晚，我独自走在蒙蒙细雨中，又想起了逝去的父亲。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四个年头，犹忆其形貌颀然、声情润飒。

☆记住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窘迫！

1959年至1961年是“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为克服严重经济困难，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此后又针对造成的全国职工队伍和城镇人口的急剧膨胀，中央作出了大幅度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的重大决策。在随后两年多的时间里，1800多万城镇人口陆续被精简到了广大的农村，他们以个人利益的牺牲助力了国经济的复苏。

父亲当时是国家（中专教师）本是从农村早就走出来进城发展的，这次也不得不离开工作、生活了很多年的大城市天津，重新返回河北老家务农，这是组织的直接安排。父亲回乡已是1963年上半年，赶上了大规模精简城镇人口的末班车。据说，仅天津市精简职工和人口就有四十多万人。过了一段时间，母亲带着幼年的我离津，随迁回老家，母亲继续教书，国办小学教师，政策规定孩子户口随母亲，我回乡后仍是城镇（非农业）户口。

我要上二年级时，母亲被县教育局调动至离老家村子100多里远的一个大队（村）小学教书，我们仨孩子都跟着她过去，父亲是农业户口，一时迁移困难，暂时留在老家，如此一家人分开有两年多时间。妹妹、弟弟在老家出生，但也随母亲是非农业户口。

母亲去教书的大队，地处海河流域、北排河以南、捷地减河以北，过去为水地带，地广村稀，有大片湿地、苇塘，治理海河流域水患前能种水稻，后因上游来水骤降巴蒂斯塔和他的两个助手应该出现在周日虹口体育场，改为旱作，土地也大面积盐碱化。其实这里是好地不算肥、薄地不耐耕、碱地不能种。

当时，非农业户口居民的口粮，由国家定价定量按月度供应，粗粮多细粮少，先是粗粮八成细粮二成，后来好一些，改为粗粮七成细粮三成，大人每人每月30斤，孩子按年龄大小每人每月十几斤不等。我是家中的老大，每月十几斤口粮，直到十四岁才提高到25斤，这已是未成年人的最高供应量，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根本不够我吃。家中月月借粮或买议价粮，不知遇到过多少次，吃完上顿还没有下顿，我记得清清楚楚，家中面袋空瘪、瓦缸见底，尤其春季时段，母亲借粮更难，也时常把黄蓿、榆钱等掺进玉米面充饥，幸运的是未曾完全断粮。

我清楚的记得，当时我们村里时常有讨饭的人出现，尤其冬季，他们肩上搭着布袋，男男女女都操着外地口音，也有大人带着孩子乞讨的，问了才知道，他们大多来自南边的鲁西北地区，有庆云的、乐陵的…冬季他们有人就寄住在我村生产队场院的土房里，晚上我们去场院里跑着玩儿，有时也到那屋里看看、聊聊，孩子见到外乡人，总觉得很好奇。若与他们比起来，我家境况还算是值得欣慰的。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有一天吃完午饭又没有了晚饭，下午母亲领着我做伴儿，走着去公社粮站提前去买下月的口粮，往返二十多里的路程，刚下过大雨，土路泥泞，一路趔趄，我们母子心情都很沉闷。好在粮站员了解我家情况，虽未到每月开始供应口粮的25号，还是破例卖给我们一部分，解了燃眉之急。

这件事给儿童期的我留下了不能磨灭的印象，长大后个人很多的心曲、思虑都与此有关。母亲对我成长的影响，主要源于父亲不在我们身边的这两年多，她又当娘又当爹，乐观、坚强、不惧暴力。

当时，粮站员是我心目中少有的几个好人之一，粮站是一个让我有安全感的地方。到我上公社（乡镇）中学读初中时，同班好友的父亲在粮站工作，有时中午或下午放学后，我便乐意随他去粮站玩儿，尤其在夏暑季节，我们经常并排躺在那圆圆高高的空粮仓地面上，边纳凉边聊天，遥望着接近穹顶部墙壁上的小窗，那缕透过小窗斜射而入的阳光在眼前穿挂而过，每每心中惬意无比。

到了夏季，饮食情况要好的多，可食的野菜、瓜果多起来了，我们小伙伴们下地劳动时，时常好奇、贪玩儿，但也总会在河沟、水坑、湿地里捉些鱼虾、青蛙、水鸟等，尽兴、解馋又帮着家里改善生活。

☆记住了我一年挣的50多个工分！

两年多以后，父亲终于把户口迁移到母亲教书的大队，一家人团聚了，我当时最大的感受是有了稳定的安全感。

与父亲团聚后的几年，我读小学四、五年级（当时学制五年）和初中（两年半，因寒假升学改为暑假升学，所以多上了半年）家里生活依然困难，但父亲有文化、见过世面，他爱整洁，很是勤快，又喜动脑子，做事很有条理。我家原先租住村民的房子，饭勺碰锅沿儿，时有纠扰，多次搬换，直到搬进学校宿舍才安顿些。父亲来了以后的几年，我家盖了四间土坯房，一下子完全稳定了。

新房的庭院挺大，大概（东西）16米X（南北）12米，一小半留作空地儿、一大半改作菜地，父亲在菜地边儿还种了几排美人蕉，红红艳艳的，这是村里的第一次，引得全村人来参观。小菜畦井然有序，辣椒、茄子、西红柿、豆角、丝瓜等，应有尽有，这些都是种大田的村里人原来不干的事情，他们觉得很新鲜，很快邻居们开始模仿起我们家。

我也感到了自己的变化，觉得自己作为外姓不再受气。这个村全都是姓杨的，很排外，原有几户姓潘的还是杨家的表亲。原先我只能想一想的事情，现在实现了，原先村里小伙伴拥有的让我眼巴巴看着的东西，我也有了，还有一些我现在有而他们不可能有的东西，我拥有好几摞的小人书，替我招来许多羡慕的眼神儿，这些变化都是因父亲的到来而到来的。我不但与他们一样了，而且我还比他们强，我一定会比他们强，我一定要比他们强！

少年时代的我个子不高，但务农劳动很多，并不是走马观花的体验，而是踏踏实实的干活。在公社中学上初中时，说是勤工俭学，实际是义务劳动，当时正值贫下中农学校委员会执掌学校大权，总是组织我们去附近大队学农劳动，锄地、施肥、割草、收庄稼、挖水沟等等，每周有若干次，后来我们干脆将从家中带去的铁锹等留在教室里，省去了每天往返捎来捎去的麻烦。

不上学的时候，我就去生产队参加劳动。当时每周六中午放学，回村后的下午，同村同学一般要下地参加生产队劳动，星期日还要接着干。我是非农业户口，本可不去，但大家都去，况且父亲在队里干活，我也愿意去。成年男社员出工一天记10分，算一个整工，年底按工数分红。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们不在生产队社员的名册上，干完活就把工分附记在自家大人的工分栏中，有时晚饭后我替父亲去生产队记工分时看见，写成“10+4”或“10+5”

初一时我们还小，出工一天只记4分，半天记2分，后来长个了，提到一天5分，算是半劳力，寒暑假也要出工，只是有作业要写，不用象大人们一样必须天天去。有时天太热、活太累时，父亲会说：“你就别去了。”确实，锄地、割麦子、掰玉米等还算轻活，有些脏活累活，比如挑沟（挖渠）起圈（挖猪粪、马粪）等，我每年都参加，半大小子干活儿，并不熟练，但热情单纯，绝不偷懒，比那些出工不出力的大人们一点儿也不少干。

由于村里洼大地广，早晨出工中午就回不来，午饭就送到地头儿吃，天气暖和时吃的就热乎，冬天就不好了，各家各户将饭集中到队里再送到地头儿，只有余温在，就着队里统一的热粥，端起来赶紧吃、赶紧喝，无风时从容些，遇到风也只好一块多喝点儿冷气、沙土。那时的饭菜很简单，多数都是饼子、窝头配咸鸡蛋、煎咸鱼、虾酱，偶尔有烙白面饼、大葱炒鸡蛋，算是改善，还得干重活时才有一、两次。

记得读初二那年春节前，父亲分红后回家，高兴的对我说：“今年你还挣了50多个工！”当时我真是觉得自个儿能顶事儿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挺佩服自己的，算一下，50个工合500分，一天5分需要出勤100天，当时我的寒假（4周）春假（周）秋假（周）和每个周末（一天半）差不多都在干活哦！

☆记住了父亲的艰辛和温情！

父亲户口迁入后的第二年，生产队按人头也分给他一份自留地，这块儿地在村子东南方向，我家处在村子的西南角，距离挺远，空手单程要走大概二十分钟，我随父亲一次又一次往返，走大道、绕小路、穿洼地、越壕沟，心情舒畅，脚步轻盈。赶上农忙时地里活多，往往累得疲惫不堪，四肢酸软，口眼干涩，收工后半途要停一停歇一会儿，站定向家望，近在眼前，裂着嘴嘟念“怎么还不到呀？”难忘的是，每逢夏季下大雨，怕庄稼受涝，不管白天黑夜都被父亲叫着去地里，挖口子放水，等雨势一弱、一停，又怕雨水流光了，没有了墒情，又要赶回地里，堵住口子。在风雨里穿梭、劳动，草帽、雨披都没大用处，每次都会被淋透。自留地里的活儿，一般不占父亲在生产队的出工时间，大多在收工后去干，到天快黑时视线不清就回家。

我家自留地有六分田，是比较肥的地块，每年精心种两季，一季冬小麦，一季黄玉米，还在田边沟沿儿上种几行黑豆、绿豆或芝麻，一般小麦亩产量三百多斤，玉米亩产量五百多斤，全年可收大几百斤。这下子，多年困扰我家的缺粮问题彻底解决了。记得后来有些余粮，就用玉米、豆子等去换大米，或者去换粉条、豆腐等副食品，冬季就用黑豆发豆芽。我学会了发豆芽，当时这也是我的一个乐趣。

干活累了歇息时，父亲喜欢看邻地的庄稼长势，习惯用右手将工具拄在田埂上，左手或插腰或拿草帽当蒲扇，面向庄稼站立，静静的左看看、右看看，偶尔自言自语的评说几句。这时候，我要么坐地上休息，要么到草地里追鹌鹑、趟蚂蚱、捉蝈蝈，有时父亲听我身后有蝈蝈叫，便冲我喊“这还有只大的呢！”每每运气好，带几只绿绿的大肚蝈蝈回家，放在自己用席蔑儿编成的小笼中养着，听它们比谁的叫声响而长，等它们饿了，就在院里摘一片丝瓜叶或两朵嫩黄嫩黄的丝瓜花去喂。若家中只有一只蝈蝈了，父亲会在收工的路上会帮着再捉一、两只，进门就放入笼中，我与妹妹、弟弟就又有事儿干了。

☆记住了我是农民的儿子！

因我家是“工农结合”的家庭，在当时农村是令人羡慕的，月月有固定的收入，又有粮食和应季的瓜果等农产品，比单一的农民家庭有优越性。我们长期生活在农村，但受父母影响，身上带着明显的城市人特征，衣服总是净净，说的是带乡音的普通话，关心村子以外的变化，喜欢听广播，喜欢读报看书，了解一些城市和城市人，内心里始终有改变现状的渴望。

其实，我当时对在脏脏泥泥的环境里劳动，内心是有保留的，也许是因为我们最后不会留在村里种地，因而对去地里干农活，比单纯农家孩子多一些抵触情绪，尤其是累的时候，总盘算着第二天还去不去地里，好在父亲有时也劝我歇一歇。

在生存环境和父亲的影响下，我基本坚持了下来，身体在劳动中长高长结实了，学会了许许多多的农业知识和技能，懂的了很多道理，知道了感恩，也改变了我若干的想法和价值观，奠定了我成年后对农民、对土地、对乡村的感情基础。初中毕业后，上了文革后第一批重点高中，去县城读高中（两年制）离家60多里路又住校，但周末和假期回家，能帮上忙的活还是要干的，高二时父母就就不让再下地干活、专心准备应考。

上大学的第二年即1981年，村里才实行了土地承包到户，大政策顺应了民意，但父亲一个人种几亩地，就更累了，好在能自己安排进度、调控节奏，有些活可与邻居搭伙儿干。后来，妹妹先参加工作，家境进一步改善，父亲年纪也大了，就将承包的田地转包给了同村人，让人家交农业税等，每年给我们家几十斤新粮，其它收益均归人家。

记得大概是1981年，在文革结束后的各行各业纠错、落实政策的大背景下，忽然间我父亲当年返乡问题的信访也有了新结果，按照相关的落实政策，因为父亲年纪大了，不能再返回城里工作，按相关退休待遇给予生活补偿，每月发放，算是退休金，一直到我父亲去世。另，政策允许父亲安排一名未成年子女到天津城区落户，由于我们三个孩子一直都是城镇（非农业）户口，也不愿意再折腾，我家权衡后，直接放弃了这个待遇。

我是农民的儿子，也是一名少小年纪的农民，在田野里生存，在风雨中摔打，对土地、对农村，有投入、有感情，它让我在风清云淡的日子里慢慢成长，收获着艰辛与粮食，享受着愉悦和亲情！

本文相关词条概念解析：

父亲

父亲，读音：“fùqīn”，口语叫“爸爸”，一个人直系血统的上一代男性拒不交代作案事实。专案组加紧收集相关证据。父亲，一词书面语色彩较浓，一般不作为面称。

生产队

生产队，是指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中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国营农场中，它是劳动组织的基本单位。在农村，它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生产队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归生产队集体所有。生产队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有权根据本队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编制生产计划，制定增产措施，指定经营管理方法；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在完成向国家交售任务的条件下，有权按国家的政策规定，处理和出售多余的农副产品。生产队作为一种组织，具体存在的时间为1958年至1984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随着人民公社解体，绝大多数地区按照生产队辖域直接过渡到村民小组。下列所述生产队的体制，指人民公社化以来大跃进以后农村地区生产队成熟的分配体制。

强直性脊柱炎
宝宝吸收不好长不胖怎么办
治疗ED每日吃什么好